北宋诗歌中的洛阳书写

北宋诗歌中的洛阳书写

北宋时期,洛阳作为西京,曾有大量文人来此,或是分司任职,或是致仕退隐,或是漫游访友,或是闲居养疾。他们生活于这座城市之中,目睹、游览这座城市的山川形胜、文化遗迹,亲身感受这里的氛围,并以诗歌描摹出这座城市的形象气韵与风物习俗,书写出置身其间的种种感怀,构建起文学世界中另一重意蕴丰富的城市图景。

城市形象的宏观勾勒与城市盛衰的深沉哀叹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给人的总体印象。北宋诗歌中洛阳城市形象的关键词是“帝王都”“旧帝都”“古都”等,皇权的威严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特殊的荣光与雄伟气度。“帝王都”既是对其历史的真实表述与由衷颂扬,亦融入了置身其间的无限自豪感,而山川地形之胜、华美的宫殿、遍布城中的名园、云集的贤俊等则是对帝王都的具体诠释。穆修在诗中说:“西京千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过西京》)邵雍在诗中说:“文物四方贤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闲居吟》)整座城市仿佛穿越了悠长的岁月,以亘古不变的形象屹立着,雄视古今,宠辱不惊。刘攽在《西都大内作》一诗中说:“旋宫千万门,层城十二衢。佳丽帝王州,爽垲神明区。”韩维在《登上东门》一诗中说:“朝发上东门,回首望帝宅。宫城镇大野,瀍洛去不息。”无论是近观旋宫层城,还是远眺宫城大野,在空间的延展中,洛阳城市的现实景观和郁勃气象已清晰呈现。

诗歌也聚焦于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使其过往的繁华与现实的光彩相交相融。邵雍在诗中说:“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举步图籍中,开目今古间。”(《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洛阳已有悠久的作为都城的历史,漫步城中,仿佛置身于图籍之中。放眼望去,所有的山川风物亦古亦今。司马光在诗中说:“古来都邑美,孰与洛阳先。”(《送王著作西京签判》)“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留守太尉相公就居为耆年之会承命赋诗》)“西都自古繁华地”(《和子骏洛中书事》)“古”“旧”等词为那些山水风物、殿阁亭台铺上一层沧桑厚重的底色,具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与唐代文人较多关注洛阳的汉魏故城、金谷园等遗迹相比,北宋文人更喜欢对洛阳城市的盛衰进行整体观照并抒发怀古之悲。苏舜钦在诗中说:“洛阳宫殿郁嵯峨,千古荣华逐逝波。”(《游洛中内》)蔡襄在诗中说:“洛阳平昔多豪俊,惆怅埋魂不可招。”“山川满眼闲宫殿,草树迷人旧市朝。”(《过天津桥》)那些宫殿依旧高大巍峨,而一代又一代人所追逐的荣华却已随流水逝去。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英贤豪俊,也早已魂归黄土,不可招还。山川满眼,草树迷人,自然界的一切似乎从未改变,而洛阳城却经历了几番兴亡盛衰。“荒垣坏堵人耕处,半是前朝卿相家。”(邵雍《天津感事二十六首》其八)“前朝无限贵公卿,后世徒能记姓名。唯此天津桥下水,古今都作一般声。”(《天津感事二十六首》其一)那些前朝卿相已杳无踪迹,只让人们徒然地记住姓名而已,他们的高堂华屋也在无情的时间中化作了荒垣坏堵或普通耕地。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显示了个人生命的短暂无常和一切繁华富贵皆是过眼云烟的虚幻。“千百年来旧朝市,几番人向此经由。”(《天津感事二十六首》其九)朝市如旧,而经历的人一代又一代不断更迭变换。在无数兴与废的历史场景的重叠映衬中,深沉的感慨不言自明,过去与今朝名利争夺的意义亦因此消解。

市民心态的细致写实与城市风俗的生动呈现

作为陪都,洛阳地位的确认常常和帝王的巡幸活动紧密相联,宋太祖曾于开宝九年举行西京郊祀活动,真宗也曾多次巡幸西京并举行酺宴。景德四年二月在西京“诏赐酺三日”,“御五凤楼观酺,召父老五百人,赐饮楼下。”(《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己丑,御五凤楼观酺”。(《宋史·真宗纪》)这些活动常常作为陪都荣耀和盛世大典刻印在文人的记忆中,不断地唤起他们对帝王再度巡幸的期待。如苏舜钦在诗中说:“早晚金舆此游幸,凤楼前后看山河。”(《游洛中内》)张咏在诗中说:“翠辇西巡未有期,玉楼烟锁凤参差。可怜三月花如锦,狂杀满城年少儿。”(《洛中》)邵雍在诗中说:“不见君王西幸久,游人但感鬓空华。”(《春游五首》其二)“二月方当烂漫时,翠华未幸春无依。”(《春游五首》其三)“痛惜汾阴西祀后,翠华辜负上阳天。”(《天津感事二十六首》其三)“不见翠华西幸时,临风尽日独惆怅。”(邵雍《同府尹李给事游上清宫》)诗歌中具有了强烈的主体情绪,突出自身和西京之人的“痛惜”“惆怅”“但感鬓空华”等情感。这种“望幸”心理正是基于对皇帝威权和对洛阳城市地位的强烈认同,体现了文人在城市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他们已不再是西京城市中的客居者,而是深深融入这座城市之中,并与这座城市同悲喜,共荣辱。

宋代洛阳文人在诗歌中对城市风俗投入了更多热情,他们和市民一样去游园、赏花、戴花,亲身体验着城市的热闹与繁华。洛阳园林众多,邵雍在诗中言:“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春游五首》其四)“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洛下园池》)而且这些园林不闭园门,外人亦可前去游赏。城中种花、赏花、戴花、游园的习俗相沿不衰。欧阳修在《风俗记》中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种花、赏花、戴花的风尚进一步增强了洛阳城市的闲适游乐色彩,各种以“花”为主题的活动在文人笔下得到了生动再现,所有的节日已淡去其个性习俗,转换为共同的赏花之乐。

牡丹更是深受人们喜爱,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诗歌里都具有冠压群芳的意义。“花谱名将第一论,洛中最是此花繁。”(李建中《题洛阳观音院牡丹》)“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邵雍《洛阳春吟》其二)“桃李花开人不窥,花时须是牡丹时。牡丹花发酒增惯,夜半游人犹未归。”(《洛阳春吟》其三)“三月牡丹方盛开,鼓声多处是亭台。车中游女自笑语,楼下看人闲往来。”(《春游五首》其五)在集体赏花活动中,人们已暂时淡化了各自的身份之别,共同释放了自己的生命热情,花之美丽与花之短暂又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自我感性生命的珍惜与留恋。头上插花戴花成为城中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平民士人集体参与的习俗。司马光的“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效赵学士体成口号十章献开府太师》其三)、邵雍的“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插花吟》)等诗句,都是洛阳人赏花爱花的生动写照。